第5节(1 / 2)

我嘴里“咯吱”一声,把舌头给咬了。

明眼梅花是五脉的别称,古董界知道这词的人都不多,一个刚毕业的郑州记者怎么能一口叫出这名字?

这什么情况?我心中升起一团疑惑。

“那是个老词儿了,你知道的还不少嘛。”我反套了一句,仔细盯着他的脸。钟爱华大为得意,眉飞色舞地晃着筷子:“为了做这个古董市场现状的选题,我着实去查了不少资料呢——前一阵有个玉佛头事件你听过吧?”

我缓慢地点了一下头,不置可否。玉佛头那次事件在业内很是轰动,但在刘局的刻意管控下,并未在媒体上大肆报道。不过当时记者很多,有心人若是想查的话,还是有不少资料能找到。他若对古玩有兴趣,查到这件事也不足为奇。

“据说在玉佛头的背后,就是明眼梅花。人家一共有五脉传承,现在改名叫中华鉴古研究学会,在首都管着古董鉴定。你想想,五大家族专注打假几百年,往那一坐,就是泰山北斗,说真就真,说假就假,多牛逼呀!”钟爱华说到这个,眼睛直发亮,跟阎小军看见变形金刚似的。

“你好像很崇拜他们?”我饶有兴趣地问道。

钟爱华一拍胸脯:“那当然了,那都是我的偶像。我本来大学就想报考考古系的,家里不让,这才选了新闻系。不然我就直接去首都投靠五脉了。说起来,明眼梅花的事,我可知道不少,跟我们郑州也是颇有渊源啊……”说到这里他整个人突然僵住了,眼睛瞪得溜圆,手指颤巍巍地指向我:“你……你……你?”

“我怎么了?”

“我想起来了,你是……那个许一城的孙子,敲佛头的许愿!”钟爱华的嘴唇开始哆嗦。

我心想我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绰号,当下点了点头:“嗯,你怎么认出来的?”

钟爱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,伸出手来想要抓我胳膊:“真瞎了我的狗眼啊!我明明看过新闻发布会的照片,怎么刚才就没认出来呢!你就是许愿啊!那个许愿啊!”

我算是体会到那些港台明星在内地是什么待遇了,他两眼发亮跟个追星族似的,热情得让人受不了。我有点不胜其扰,但也有了一点点得意——哥们儿我也算是有拥趸的人了。

周围的食客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,我好不容易把钟爱华劝回到座位。他激动得脸红脖子粗,倒了满满一杯啤酒,又站起来:“英雄,我敬你一杯!”

“坐下喝,坐下喝。”

“我能给许老师您做一期专访吗?”

“不必了。”我赶紧拒绝。我是偷偷离开京城的,这要是上了郑州的报纸,行踪岂不全曝光了?

“您来郑州,一定是和古董鉴定有关系吧?是不是又有惊天大案等着破?”钟爱华一脸期待地问,然后还没等我回答,又自己敲了敲头,自嘲说,“对啦,这都是机密,怎么能跟我一个小记者讲呢。”

这家伙还真不是一般的直爽。

我看着钟爱华,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。

看得出,这家伙对古董行业很有感情。他是本地人,又要做郑州文物市场的专题报道,手里一定有不少关于造假的资料。从他那里,说不定可以挖到一点关于老朝奉的资料。我再怎么熟悉鉴宝,在郑州毕竟是外地人,得有当地的帮衬才好施展。强龙不压地头蛇,就是这个道理。

于是我让他冷静一点,一脸严肃地开口道:“我来郑州,确实有件事想查清楚。要不你听听,帮我参详一下。”钟爱华激动得满脸涨红,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拿出个记事本和圆珠笔,唯恐漏听一句。于是我把阎山川家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——当然,我隐去了老朝奉的名字,只说追查到一条制假贩假的线索。我问他:“你觉得这信,是如何送进阎山川家的?”

钟爱华这会儿已经稍微恢复了点冷静,听我说完,他把圆珠笔搁在嘴里咬了几下,又问了我几句在阎山川家的遭遇,一时陷入沉思。忽然“咔吧”一下,他竟把圆珠笔头给咬碎了。钟爱华吐出塑料碎渣,咧开嘴乐了:“许老师,我想明白了。”

“哦?”

“大眼贼告诉您的地址,应该没错;阎山川对此毫不知情,也没错。”

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?”我皱起眉头。

“不矛盾啊,您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。信,可不会自己跑到阎山川家里啊。”钟爱华笑着做了个送信的动作。

钟爱华这么一提示,我脑海里一下子豁然开朗。

对啊,能接触到这些订货信的,除了阎山川以外,还有每天上门送信的邮递员啊!如果邮递员是老朝奉的人,那么他便可以在派送的时候,把所有写给阎家的信截留下来。这样一来,订货信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工坊。就算这个地址被警方关注,调查者首先也会把方向对准毫不知情的阎山川,给老朝奉留出足够的预警时间。

老朝奉这个安排,可谓是大隐隐于市,巧妙至极。

我看看手表,现在是一点半。还有半个小时,那个邮递员就要去阎山川家送报纸了。我想到这里,起身欲走。钟爱华忙道:“您这是要去堵人揭发造假黑幕了?”我点点头,事不宜迟,要趁他们觉察之前,把这根线死死咬住。

钟爱华怯生生地问他能跟着去吗,一脸期待。我犹豫了一下,但又不想打击这小家伙的积极性,就说你可以跟去,但不许跟任何人说。钟爱华雀跃不已,把脖子上挂着的那台相机举起来又放下:“我答应您。不过万一这案子破了,您可得让我做个独家报道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我们俩离开小饭馆,直奔阎山川家而去。阎山川家照旧大门紧锁,不知昨晚他们吵得如何。我们蹲守在巷子口附近,过不多时,一个留着半长发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进来,他拿出两份报纸,熟练地投进邮筒,然后车把一打,骑了出去。他自行车后座搭着两个邮政大挎包,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各种邮件。

钟爱华用眼神问我怎么办,我说跟着他。我们没时间叫车,只能靠双脚去跟踪。好在那个邮递员一家一家投递,速度也不快,我们勉强能咬住他。就这样,我们跟了他在城区里转了足有一下午,邮递员一直在各处街道投递,没有任何可疑之处。

跟踪邮递员可不是个轻松活,我毕竟不是方震那样的侦察兵,跟到后来,累得有些腰酸背疼。钟爱华倒是生龙活虎,还不时举起相机拍上几张。一想到他不时投过来的崇拜眼神,我就不好意思说自己累了,只得咬着牙坚持。

邮递员给一家单位的收发室投递完一摞邮件,然后沿着马路骑下去。钟爱华看着他的背影,忽然诧异道:“好奇怪啊。”我问他怎么了。钟爱华说邮递员都是分片儿的,一般负责一个城区内的特定几条街,可他刚才明明是在金水区,但现在过了马路,从区划上说已经进入管城区来了,这不合投递规矩。

我摸了摸下巴,若有所思:“这么说,他跨区是为了把寄到阎山川家的订货信送出去?”

一想到这种可能性,我们两个人精神一振,跟近上去。我们看到邮递员过了马路,把自行车停在一座五层大楼前,捧着一大堆邮件进去,过了五分钟才出来。出来以后,邮递员没有继续前进,而是车头一拐,穿过马路回到金水区。

他这个举动,无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。钟爱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,我说你去跟邮递员,你把相机给我,我进楼里去看看,咱们俩晚上在刘记烩面那儿碰头。钟爱华跟小兵张嘎似的,特严肃地冲我敬了个军礼,转身跑开。

这大楼一进门是个开阔的大厅,左右立柱旁各摆着两个落地缠枝大花瓶。正中一尊大座钟,钟上头墙上挂着一幅洛阳牡丹图。这估计是某个事业单位的产业,租给小公司当办公室。我从大楼铭牌上看到,多是会计师事务所、旅游公司、法律咨询、某某驻郑州办事处、图书编辑室之类。人来人往,还挺热闹的。

我径直走到前台,装出特别焦急的样子,说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递错了,必须要找回来。前台是个小姑娘,挺同情我,指了指身后一个大纸箱子,说这是刚送来的,还没分捡到大楼邮箱里。我翻了一圈,里头没有写着阎山川家地址的邮件,就问前台之前有谁拿过没有。前台小姑娘先说没有,后来又说有一家公司是邮递员直接送上去的,不走前台,在四楼,叫新郑图良工艺品有限公司。

我谢过小姑娘,抬腿朝四楼爬去,左拐第一间就是。说来奇怪,相邻的几家公司都挂着黄铜色的牌匾,悬着海报,门前打扫得很干净。这家公司倒好,门前堆着几个破纸箱子和废纸堆,门框还留着胶带痕迹,紧闭的磨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,上面印着“新郑图良”五个字,怎么看都不像一家正经公司。

我一看这名字,就知道肯定有蹊跷。

国家有明文规定,制贩高仿古代工艺品是合法的,制贩赝品是违法的。可是高仿和赝品之间的定义特别微妙,它们的区别,往往只在于买卖的时候是否明确告知性质。说白了,同样一件唐三彩,你说这是高仿的您拿好,这就合法;您说这是乾陵挖出来的,就不合法——当然,两者的价格也是个重要参考——所以很多造假者钻这个法律空子,给自己披上一层仿古工艺品的合法皮,公然生产大量高仿品。至于这些高仿品在市面上以什么身份流通,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。

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,没着急敲门,而是转回楼下。我跟前台小姑娘攀谈了几句,趁机从纸箱子里偷偷拿走一封寄给本楼一家杂志社的信,又借了张信纸和一个空信封。我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,放进信封,然后填入阎山川家的地址,撕了张邮票封好,再走上楼去。

我敲了敲门。门很快开了一条小缝,一个女人探出头来,一脸警惕地看着我。我把两封信递过去,满脸堆笑:“你好,我是三楼律师所的,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见邮递员掉了两封信,估计是你的,给送过来。”

女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点,她接过两封信,飞快地扫了一眼信皮,然后拈出那封杂志社的信还给我:“这封不是。”

我把信接回去,有意无意往办公室里张望了一眼:“哎?你们是做工艺品的啊?我这认识几个朋友,需求挺大的,有兴趣合作一回吗?”

“对不起,我们这儿不对外。”女人生硬地回答,然后“砰”地把门给关上了。